山石是建筑活动中所必须运用到的基础材料，对于建筑发展存在着重要的作用，山石自身具有着固有的纹理形态及硬度质感等表现特征，在东方建筑范畴内，尤其是园林建造层面，存在着深厚的美学文化意蕴。近年来，经济发展之下，城市景观及居住区景观营建中，皆就山石小品特性做出了借鉴运用，大量作品随之产生，但是综合而言如若不能深度领会到园林山石景观的设计精髓，那么山石小品的构建意义也难以良性反映出来，因此这也即笔者就本案论述的原因所在。在本案中笔者通过对山石造型的方式方法研究，系统阐述了新时期景观园林中山石造景设计的理念原则，以图为现代景观设计及实践提供借鉴思考。

  在我国山石景观的发展可谓历史悠远长久，能够追溯至夏商时期，对于山石造景，其具体的概念是指，通过各类形态、规格的山石设计，达到同旁边的环境的融合，使之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空间整体，达到视觉层面的和谐美感诉求，彰显出山石景观的艺术特性。从类别实用性层面而言山石景观能够分化为假山与置石两种。首先假山又演化为土石混合山与叠石山和堆土山三种，具体是通过以土、石为基础材料，以自然的山水作为蓝本，施以艺术的创造提炼与夸张表现，以垫、挑、缀、压等技法，把山石等相关材料来堆砌成为自然山水类型的假山，以达到观赏游览与环境美化的效果。依据假山的材料石质形成的机理，能够将假山进一步分为原生态型石山及人工塑造性山石和二者混合型假山。石山是园林假山最常见表现的形式之一。而置石则是将山石作为基本材料，展开独立及附属性的园林造景设置，其体量大小皆可，在环境中布置比较分散，能依据园林造景的现实需要，统筹相关功能作用，进行山石个体美感及局部组合美感的突出，所以置石不具备完整山形。对于单块的山石来讲，其要求很高，需要以配景形式呈现，抑或以局部主景进行呈现，是特殊性较为显著的独立景观。

  因为现代公园景观的构成趋于多元化的发展，其具体的展开需要专注于多层次方位的角度考虑，其技术性的要求及体现于，运用合理恰当的技术方式就景观艺术性做出完美的体现。

  2.1第一步是要就自然资源做出科学的利用：在此范畴所指的自然资源即是统筹区域内的气候以及地形和土壤、山石及动植物等资源，共同展开设计，就动植物群落和山水景色与岩石等相关自然界的资源，统一恰当的运用于景观范畴之内，更好的体现出自然的和谐美感，而非随意的进行安置搭配。

  2.2尽可能的进行人文环境的考虑：此方面是就公园周边的交通情况和原有的建筑主体及人们的生活习性与材料的整体供应情况，做出详细的了解，在全方面了解这类因素的形势下，在展开对于山石景观的设计。诸如交通层面的便捷能够促使景观层面的使用效率提升，而交通的拥挤则会锐减山石景观的鲜明个性。因此结合原有道路展开对交通线路的合理设计，能够自根本促使山石景观的欣赏功能。又比如不同地域名族习性，对于山石质地及材料和色彩层面的爱好禁忌各不相同，所以在展开景观设计的时候，必须就此作出理解。

  2.3就使用功能需求予以满足：自山石景观的欣赏需求层面考虑，对于山石景观的设计，一定要保证其各项设施良性满足大众化与人性化的要求，依据使用者性别年龄及数量职业和生活兴趣习惯等，设计出场地充盈能为多数人群使用的空间设施。同时还需进行特别的条件的考虑，如水池的辅助衬托，提升山石的观赏性同时兼顾消防作用。

  景观材料方面具体细分为软质材料及硬质材料两类，硬质的景观材料是指墙体、扶栏及建筑物层面所使用的缸砖及山石等，而软质的景观材料具体是指草地树木、水体及阳光细雨等。通常而言，硬质材料比较适用于市政场所，而软质材料则比较适合于大众所需要的生活化景观。故而在山石设计层面应当尽可能考虑多进行软质景观材料的辅助运用，在绿化层面尽可能的通过多种植物品种营造良好的外在姿态及景观主题色彩，达到就山石小品的遥相呼应，增强区域内的艺术氛围。

  2.5经济性考虑：对于山石景观的设计需要考虑其客观经济性，第一步是要考虑其花费是不是合理，如材料选择尽可能选择相近区域材料，减少运输费用。其次是在空间布局上，对于空间的设计，应多提供活动观赏的场地，选择比较适合安排山石小品的区域进行设计，并适当借助自然景色打造，做到空间层面的拓展，强化空间的变化。在设计的过程中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设计错误，产生资源层面的浪费，可以应用新型的假山设计计算机辅助程序展开，先进行于电脑之中模拟山石的叠放，观看假山的合成效果，促进设计更具标准化。

  从现实出发来讲，生态园林中所设置的假山，其体量较为自由，能够以盆景的较小形式存在，也能够以丈许高度出现。它最主要的目的即是营造良好的欣赏观赏效果，其以土石为基本材料，以自然山水作为参照，加以设计再现出人为的山水景观。而置石则是独立性的造景布置为根本，进行山石个体与组合美得体现。通常来讲假山形体大且集中，可观赏可游玩，能带给游客融入自然的感觉，而置石即是以静置欣赏为主，体小且分散。如在现代园林设计中做好二者的协调配合，达到组合造景，使二者趋于紧密协调，蒋会直接影响到山石小品的风格与效果。作者觉得在设计中能够将大体形的假山，作为高潮部分存在，在假山周围进行设置置石，发挥余脉作用，在格调上发挥过渡的美感，创造出趋于真实的自然环境，呈现给观者质朴野趣的感受。

  山水，从古至今皆是大自然的定律及不变轨迹，山水相依，方能体现出活力与灵气。因此在现代生态公园的建设中，对于叠造山石的设计，其主山与主峰中必须有水系相伴，哪怕仅是小的激流也可。很多时候设计师均想设计大型瀑布来美观山石，但这样的做法无疑不明智，因为不一样的区域情况不同，所处地域环境及体量与效果也各有差异。且大型瀑布在比例上若不协调，也难以体现出自然美感，对于电能资源耗费也会很大，难以正常的启用。作者觉得对于公园叠山工程的设计，需要以小型的激流涌泉作为主要形式，以涓涓溪水进行环绕，达到源头分明，彰显自然质朴的野趣。

  植物的绿色体现着蓬勃的生机感，山体因为草木的存在而生机盎然。在叠山设计的时候应当协同种植池一同设计。对于池体的大小、位置分布可根据山体大小及植物品种来确定。以此保证山石小品建成后、花草树木同在，彰显出山清水秀的美感。另外因为植物的存在，即使叠石的水平位置不高，也能在根本上做出弥补，提升假山的视觉赏析效果。

  古有“山得亭榭而媚”之词，并非空穴来风，山石造景同建筑的一体化构建，能够使得山石如一副山水画卷呈现。在设计中对小型的建筑能够在假山中进行点缀，较大型建筑能够附绕叠石边相衬，达到古朴自然的效果，促使人工造型更具自然和谐的秩序美感。

  人们常通过山水寄情、抒情，求同人与自然的共存意境，所以在山石造景范畴必须要通过刻石及书法、文学、楹联、音乐等因素进行营造景观意蕴，使得山石构建更富思想内涵及生态厚度。促使山石小品外在视觉意境张力满足的前提下，富有更为深邃的内在韵味，彰显出浓郁的人文气息。自然在设计中，设计师必须要统筹生态公园所处地域的人文特性而展开设计，以避免因文化禁忌，而造成地域文化冲突，结果适得其反。

  [1] 肖坚.园林工程假山景观施工要点分析[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20).

  [2] 林海涛.浅谈园林绿化工程中假山景观的施工[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24).

  [3] 蒙士斋.现代园林塑石假山设计理论探究[D].河北农业大学,2011.

  首先，立足于传统石景设计理念。园林景观中的石景设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典的堆山叠石艺术，赏石置石的传统鉴赏文化等是我国成熟的古典石景设计理念。在当今时代，我国立足于传统的理念中，有助继承与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我国石景设计在当今时代的不停地改进革新。时代在发展变化，园林景观中的石景设计也是如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要根据时展需要，不断革新。其次，在社会经济快速地发展的当下，构建成熟、完善的现代园林石景艺术理论体系有其必要性。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园林景观中的石景设计理念并不完善，并且已经不适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在信息化的时代，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的紧密，不一样的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石景设计理念相互融合，因此在当今时代，在园林景观石景设计过程中借鉴其他几个国家的有益经验，不断地完善自身的缺陷，不断地构建完善、成熟的园林景观石景设计的理论体系。最后“，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将石材天然的艺术魅力与现代的园林艺术相结合，形成现代装置艺术以及现代雕塑艺术等，作为园林景观中的主体或者装饰，达到人工艺术与自然艺术相结合，促进园林景观中石景设计的浑然天成。

  目前，在我国很多园林景观中，置石在园林景观中的位置过于居中，会给人严整对称、矫揉造作之感。在很多园林景观中石景设计缺乏人性化，如在设计过程中不考虑环境的大小，所放置的石过大或过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挤占了原本的园林景观的空间，给人一种不当之感，或者置石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游人驻足观赏的场所与空间，影响到整个园林景观的功用发挥。

  在当今时代，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使得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市场环境下，我国很多园林景观为了突出特色，盲目照搬国外某些园林景观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我国石景设计的和谐。园林景观中的石景设计并不仅仅是石景设计，而是应该与周围环境相和谐，并且要与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相和谐，从而设计出真正适合我国社会现状的石景。

  “浑然天成”是我国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美学理念。然而目前，我国园林景观中石景设计在总体上水平较低，在设计过程中置石的放置浮浅搁置，石组不够均衡稳定，人工痕迹十分明显，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弱化了石景设计的美学特点。

  石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久远的人文景观，由此，使“石湖佳山水”成为南宋著名田园诗人范成大所云“凡游吴而不至石湖，不登行春（桥名），则与未始游者无异”的“吴中胜境”。但是这个古代闻名遐迩的“胜景”在近几十年中并未获得合理的保护和发展，地位并未获得重视。与同样是以湖景著称的杭州西湖和扬州瘦西湖境遇相差很大。2010年以来由于市政府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重视，市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逐步的提升，从石湖景区滨湖区域着手，逐渐整治、优化、提升景区的环境、配套，提升景观效应、文化效应和生态效应。

  由于石湖景区滨湖区域长期疏于系统管理，在近期的规划工作中存在以下限制，并在建设过程中针对性解决：

  滨湖地带的北部、东部区域为建设中的城市空间，城市化的进程对景区的保护、景观的建设具有一定的限制和影响。高架道路及新建房屋对石湖东部与城市空间的交融起到了阻隔的不利作用。应当对城市空间与石湖景区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做到相互融合，和谐发展。

  由于景区处于行政交界处，景区内现存在诸多无序发展的农村民房，违章搭建严重，外来人口众多，村庄原有肌理破坏殆尽，乡村景色成果城市环境和治安治理的重灾区，给景区环境整改治理带来了难度。

  石湖景区是太湖风景名胜区的一部分，有着非常丰富的吴越历史人文资源，但是区域内现存的文化景点、历史遗迹，场地的文脉梳理方面需要整合、恢复。在此过程中，尚缺乏一个以新的思维和视角来反映石湖历史背景和文化和自然山水与现代社会需求的和谐、统一。

  由于周边村镇的发展和景区边界的限制，目前可改造的景观面带状分布的景观带面宽较窄，没办法形成丰富的节点空间，空间层次较为单一。导致游览的内容单调。

  由于长期的属于无人绿化管理状态，现状的植物不进行合理的配置，且长期遭受垂钓人员的践踏，植物损坏严重。毫无田园野趣的景致特色。且植物配置稀疏不成气候，多处为苗圃种植方式，不强调景观效果，空间关系单一，不够疏密有致，无组团关系。

  在石湖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根据现场情况，将整个景区景观绿化提升定位为以田园风光和吴越遗迹为主线，修复清新秀美的生态景观，突出独特的江南乡土风貌，凸显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滨湖景观绿化区域在景观调整上采取“留、部、挪、改、增”五大手法。其中：（1）留：尊重现状，保留现场长势良好、树形优美的乔木；（2）补：在原有植被系统上，补充中小层次色叶乔木，低矮花灌木及少量宿根花卉层次，较远处补充背景林带，形成自然稳定且色彩丰富的观赏群落；（3）挪：将杂树或长势不好的乔木移植到背景密林中，对绿化进行归拢，形成成片种植观赏林；（4）改：适当改变现有林缘线，尤其是优化现状僵硬的灌木边缘，使之呈现为一种更为自然的形态增加些不同树形的乔灌木，以改变其单一的林冠线）增：大量增加水生植物，局部穿插木栈道，使之富有野趣，并形成层次色彩丰富的景观环境，同时增加景点建筑。并在周围根据各自特色配置成片的观赏性植物及特色植物。

  有别于金鸡湖、独墅湖等现代景区，作为苏州西南角“绿肺”的石湖，生态修复是景区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通过石湖景区滨湖区域4号地块西侧景观绿化项目，将原有绿地东西向范围从原先的100米扩大到140米，增加绿地面积2万平方米；并通过对现有场地河道的梳理，通过围堤堆岛等手法，形成丰富的河道岸线和地形起伏，并通过精心的植物组团配置，做到在有限的范围营造出丰富的视觉空间享受；南石湖配套设施地块调整为临时绿化，增加临时绿地面积14.4万平方米；而在东入口区域，2000平方米的硬质铺装最终换成了怡人的绿地。整个环湖地区均强调水生植物的种植，通过景观的打造，尽量弱化城市建筑对景区的影响，起到隔离过渡作用。

  滨湖区域内的建筑规模得到严格控制，建筑不超过2层，多以一层为主，除了东入口设置了1.9万平方米配套建筑外，其余桃花岛、天镜阁、北线、东线的景点建筑均为环湖景观配套游览设施，绿地率达到70%。不仅如此，建设中还严格控制建筑高度，除天镜阁高度为18米，成为石湖水面的制高点，其余建筑高度均控制在13米内，保证了优美的植物林冠线，显示出山、林、湖融为一体的景观特色。并强调使用苏州园林粉墙黛瓦的设计元素和古朴野趣的仿木元素，使掩映在景观绿化中，敲掉和景观的和谐统一。

  在保留原有长势较好、树形优美的乔木基础上，通过对本地植物的研究和使用，进一步补充中小规模的乔木和灌木，延伸背景林带，使之形成自然稳定的观赏群落。

  在4号地块西侧景观带这样大面积的绿地，则采用片林式和层次组团相结合的设计手法，着意布置了体现春夏秋冬不同季相景观的植物。春季植物有成片种植的海棠、樱花、桃花、杏树、迎春；夏天来此可以观赏合欢、紫薇、广玉兰和木芙蓉；到了秋天，银杏、榉树、乌桕、无患子、红枫、石榴等将是最亮眼的树木；而在冬天，则可观赏梅花、山茶、雪松和绿竹。

  大量乡土果蔬树种的运用，使石湖这一江南名胜景区的田园野趣风貌更为明晰。无论是堤岸上的香樟、桂花、榉树、乌桕，还是湖边的芦苇、菖蒲、荷花、红菱，都让人清楚地读到了“苏州”二字。尤其部分路段增植了600余株洞庭料红桔，待到秋来桔红，这里就可以欣赏到典型的江南秋景。

  历史文化是一个景区的灵魂所在。在滨湖区域的建设中，同样十分注重石湖景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传承和利用。

  在完成环境整治之后，着力增加了滨湖东部、南湖区域的人文元素。在湖中央恢复的天镜阁景点是其中之一，此处本是南宋范成大诗人石湖别墅中的一处建筑，现根据历史记载和资料图片修复，占地面积约277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50平方米，主体为三层重檐楼阁，此处现已成为石湖景区湖上观景的最佳所在。

  结合4号地块西侧景观绿化和南石湖景观绿化工程，还建设了可供游人休憩的梅圃堂景点、反映吴越争霸的雕塑场景“吴越潮音”景点，石湖历史人物雕塑“四贤游湖”也在此建成，展现“范成大、杨万里、陆游、尤袤”四位历史名人共同面向上方山高谈阔论的场景。而在东入口区域的入口广场处，专门设置了景观雕塑墙，集中体现与石湖历史文化有关的名人和诗词，如南朝顾野王、南宋范成大、明朝文徵明、明末清初余觉、苏绣大师沈寿等，为游石湖者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置石是以石材或仿石材布置成自然露岩景观的造景手法。置石还可结合它的挡土、护坡和作为种植床或器设等实用功能，用以点缀风景园林空间。置石能够用简单的形式，体现较深的意境，达到寸石生情的艺术效果。

  石材是大自然的产物之一，有着各种各样的分类和特性，其在抵御自然破坏的能力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需要人们正确合理的防治和维护。石材在安装和使用时可互换性比较差，一方面是因为石材的质地和色差差异很大，在整体效果的要求上比较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如果更换不当会影响建筑物的结构，同时也会影响石材正常的应用或使用环境，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对待石材的选择和安装。所有石材种类和成因的多样性使得石材变得有着不同的花色、不同的强度和硬度、不同的耐候性等等。因为石材的这些不同和差异，所以，为人们合理地选择石材提供了较大的选择余地。科学合理地选择和使用石材是提高和保证石材应用效果的重要前提条件，只要了解石材的性质，把握它的优点，才能更好的结合应用环境去避开那一些有缺点而不适宜使用的石材品种，从而达到预期理想的效果和目的。

  主要是：花岗岩、鹅卵石、板岩、文化石这几种， 而大理石是不能应用到室外的，目前主要还是以花岗岩为主，其耐磨性好、质地坚硬。而其中一下这几种花岗岩因其价格低廉，生产量大都是做为园林景观石材的主要选择。

  花岗岩的一种。锈石可用做磨光板，火烧板，薄板，台面板，环境石，地铺石，路延石，小方块，墙壁石，成色效果好，价格低廉，做景观石材常做荔枝面和烧面；

  芝麻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岗岩石种之一，大量用于出口国外，也是国外景观石材的主要选择，可用于广场工程板环境装饰路沿石等各种建筑和庭园石材，成色单一，装饰整体效果好；

  园林景观石材主要的加工表面以荔枝面、火烧面、水冲面、拉槽面为主，更应该尽量地铺较少使用关面的、防止雨雪天气打滑，其选择的主要因素不仅要价格低廉、而且需要大规模生产的成色效果好。

  在以往园林景观设计中，设计师对石材的运用往往只是游离于场地细节之外的简单复制，影响了工程质量，例如：对石材认知不深，常把花岗岩误认成大理石；或对石材饰面不甚了解，大面积使用抛光面石材铺地给行人带来滑摔等伤害；还有的是石材设计过厚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浪费等等。因此，石材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正确选用，可以为园林景观设计和施工提供有益的指导。

  同一类岩石，品种不相同、产地不相同，往往性能也相差非常大，在设计时应根据其所需首要考虑的性能做到合理的选择，选用最适用此项工程的景观石材。设计师和消费者应根据实际情况选购适用的石材，以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和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

  在一些靠近高污染、工业区的环境下，园林工程中所涉及到的石材中一定要首先考虑抗污染、抗侵蚀的能力较强的石材，然而在一些自然风景区、环境秀美的地区施工要先考虑美观的、天然的石材。

  以湖石、黄石、英石、斧劈石、千层石、石笋石、花岗石等等，三五成群，散置于路边、山麓、林下、台阶边缘、建筑物角隅，配合地形，植以花草树木有时成为自然的几凳，有时成为盆栽植物的底座，有时又作为局部高差、材质变化的过渡层面，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点缀和美化，这是山石在园林中应用最为广泛的。

  常选古朴秀美、形神兼备的斧劈石、湖石、石笋石等安置于庭园重要位置中，供人欣赏。比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的瑞云峰，杭州的绉云峰和北京的青芝岫。还有就是借助于孤石而于上树碑成景的。

  以黄石、湖石、露头石等等堆叠形成独立或傍土半独立的山石，俗称为石抱土。一般高3～5m，有高者可以达数十多米，并经常在山脚下设计花坛、水帘、池塘、洞壑。比如，上海龙华公园里的红岩，上海植物园里的高大的假山。这些是一般人心目中所知道的假山，常常在单位的绿化地中出现，但不适宜推广使用。

  经常用黄石、湖石、千层石，或沿水面，变化山麓堆叠，凹凹凸凸错落有致，前前后后的变化，以起驳岸作用，也可作挡土墙，同时使之自然、美观的效果。

  由于园林建设工程对设计和实施工程技术的要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一部分设计师在设计时候没有对石材的特性给予足够重视和全面的考虑，以致于使得园林景观不但没有发挥出石材应有的良好结构、美学功能，同时更会降低石材的使用时间长短，造成质量上的问题。针对于石材在园林工程环境中选用的研究相对于不足。在选择材的过程中特别难找到技术指标与园林工程环境与规格参数相适应的石材。常常借助于建筑行业中的标准来进行设计，这样会给选材设计带来极大的不方便。在选材设计的过程中，会对景观建筑细部的关注还不够详细，通常会采用想当然或者是简单的复制方式来进行设计，非常容易导致园林景观和地域、环境、文化不相符的景观，过于单调缺乏平衡感。

  总之，一定要深刻认识研究石材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才能为园林景观设计和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选用石材提供更有益的指导和帮助，使得更科学合理地使用石材，塑造出更为美丽宜人舒心的景观环境。

  自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革命性的田野工作开创以来，人类学就开始了对景观的研究。在人类学中，传统景观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把景观作为一种客位研究的分析框架，即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人类学者把个人的观点带入研究对象，或者说从人类学者客位的角度，来看‘景’中的人；二是用来指涉居住在土地上的人与其周围文化、物质环境的关系，即透过景观来看居住在其中的人。”也就是说，景观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景观是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的。

  云南石林的景点导游，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在旅游发展中对导游准入、导游管理的认识和变化，以及地方居民的旅游实践，呈现出人、人的景观被规范到自然景观，从而成为共同的旅游景观的实践过程。本文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建构的学理性梳理，在运用人类学方法对石林景点导游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人作为景观的旅游构建过程做多元化的分析和阐释，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指出过程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基于对此实践过程的呈现，来反思过往旅游研究中对旅游影响结果的强调。

  作为一个概念，不论是在当下的学术研究还是大众话语中，建构都颇为流行，如“文化建构”、“族群建构”以及“符号建构”等。从词义上看，建构通常含有“建造、制作、构成”等含义。如果对其进行学理上的溯源，建构一词的广泛使用则与建构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建构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早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的哲学认识论中，就已经包孕了建构主义的因素。近代，意大利哲学家维科（Vico）、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成为建构主义的先驱。在现代，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则成为当代建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源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建构主义思潮。从建构主义的历史演变来看，发展到目前其大致形成了三个流派：第一是基于个体认识论的个人建构主义，直接起源于皮亚杰（Piaget）和维果斯基（Vygotsky）的心理学。第二是科学哲学建构主义，直接起源于库恩（Kuhn）、波佩尔（Popper）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人。第三是社会建构论，起源于英国爱丁堡学派布鲁尔（Bloor）的“强纲领”以及巴恩里（Barnes）、柯林斯（Collins）等人对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此外，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也是建构主义的新发展。

  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被认为最先提出了建构主义一词。以其为代表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以个体为施动者，通过发生心理学的考察揭示了认识产生的建构过程；而库恩、波佩尔和费耶阿本德等人阐发的“后实证主义”思想致力于试图弥合传统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理解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这既导致了科学哲学中的革命，同时也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建构论源于英国爱丁堡学派的知识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ScientificKnowledge，SSK），作为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科学社会学流派，尽管SSK有布鲁尔、柯林斯等不同的研究取向，但均反对后实证主义主流学派对科学权威地位的辩护，强调“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内容归根结底都由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和作用而形成”。在此过程中，社会关系、约定习俗、修辞以及文字记载等成为其经常引用论证的社会性侧面，此研究策略被称为“社会建构论”。社会建构论主张“批判传统实证主义中的理性主义取向以及方法论中的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等，强调思维视角上的建构性、社会性、互动性和系统性与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现实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和互动不断地被建构出来的”。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构是社会建构论最主要的特点。例如，社会学家波尔（Burr）认为，社会研究的目的应该从对人或社会的“本质”探寻转向去分析某一种社会现象或知识的形式是如何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中实现的。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伯格（Berger）与卢克曼（Luckmann）也指出，所有的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创造并延续的。

  以上论述均可看出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实践和过程对于社会现实的重要性。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社会建构论（也称建构主义）同样对已有的旅游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学者分别从旅游广告、旅游手册、旅游地形象以及旅游吸引物等视角出发，呈现出一个个被建构的物的符号世界。此类研究虽然开启了对旅游事象进行建构主义研究的尝试，但忽略了建构的主体。本文以云南石林景点导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人作为景观的旅游建构过程的梳理和呈现，揭示地方政府、村民在旅游发展中的社会互动和行为实践。作者觉得，作为旅游景观建构中各种作用力主体，政府旅游发展要求的变化、地方居民在旅游实践中的应对、导游词的更迭以及导游之间的博弈等均在导游身上有重要体现，因而，导游作为景观是当地人旅游发展中的一个社会实践过程。

  石林是中国最著名的喀斯特地貌景观，面积1100平方千米，其中，最集中部分350平方千米，核心景区12平方千米，位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是国务院1982年公布的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也是中国四大自然景观之一。2001年4月，石林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2004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石林评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石林和贵州荔波、重庆武隆以“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在此一系列的命名中，云南石林首先成为国家行政部门认知层面上的自然景观，并在随后的操作中不断被强化。

  但特殊的地缘关系，注定了它不单单是单一的喀斯特地貌自然景观。石林景区所在区域是国家行政建制上的民族自治县（1998年以前为路南彝族自治县，1998年后更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在石林公园未开发以前，石林县五棵树村彝族撒尼人的生产、生活均与核心景区紧密关联：喀斯特石林附近是成片的农田，当地人在此——如今的景区内——种植水稻、摘拾野生菌以及各种可食用的野生果蔬。当然，石林的低洼处也是重要的水源。20世纪30年代，当石林这一特殊的喀斯特景观逐渐为人所知时，作为一个封闭村落的五棵树村既是慕名前来观光的“游客”之驿站，又满足了“游客”对少数民族异域风情的好奇和想象。当时曾有国内最好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慕名游览石林后，留下了关于当地人的文字记录和图片信息。此后，随着游客观光需求的增加，五棵树村民承担起科恩（Cohen）所说的探路人角色。20世纪60年代，以石林彝族撒尼人为题材的电影《阿诗玛》风靡全国，“阿诗玛”作为撒尼人的象征，其勤劳、善良、勇敢，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民族品格顷刻之间家喻户晓，并与景区内小石林的“阿诗玛”石像遥相呼应。介于民族文化和自然景观的这种天然关系，从1982年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成立伊始，撒尼文化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纳入政府的旅游建构中。其中，最切实的表现就是人的景观的建构，即景点导游身着颜色艳丽的撒尼服饰来吸引游客，从视觉上满足游客对于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消费需求。在此过程中，景点导游对当地文化的展示、表演以及重现等，既是政府、当地人发展旅游的一种策略，也是观光场域中各种权力关系的表达。在这里，“人的景观

  在一个地方的旅游发展中，政府既是国家相关法规、各种旅游政策的制定者与实践者。同时，面对旅游带来的可观经济收益，政府也与当地人、企业和各种利益相关者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形式的、不同程度的合谋。关于政府的影响以及各种权力的共谋关系，学界已多有研究，本文不再赘述。总体来讲，政府权力主导着一个地区旅游发展的方向，石林亦然。在此主导过程中，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其策略和方向，表现在具体的管理和规划中，则是在景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导游“民族身份”和“性别”角色认识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让撒尼人全面卷入旅游发展的前台，到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族群导游的涌入，以及现在多方关系的共谋，使得人的景观和自然景观一起成为石林共同的旅游产品。

  首先是1982年，即在管理局成立伊始，由于国家外事接待工作需要，石林风景区第一支导游队伍——“阿诗玛导游组”成立，首次招收8名“彝族女导游”开展接待工作。由于缺乏招聘经验，“导游招聘要求”格外的简单，凡具有高中文凭的彝族未婚女性均可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语文、数学和政治。在第一批导游中，目前仍留在管理局工作的只有李岚（1983～1987年从事导游接待工作）。据李介绍，“因为达到一定的要求的人不够，最后招收政策放宽到初中毕业生，但必须是女性，彝族，身高1.6米”。也就是说，在石林景点导游发展的第一阶段，“民族身份”、“性别”成为导游招聘的主要准则。第一批导游队伍的建立不但结束了五棵树村民作为景区民间向导的历程，也预示着权力关系开始介入到石林喀斯特自然景观的旅游发展中，以统一的模式和要求来塑造石林景点导游。

  第二阶段是1995～2005年。随着游客急剧增多，当地政府意识到旅游的经济潜力，开始加强对景区的管理。个体导游一度被取缔。1995年，第一位职业导游管理员王玲来到阿诗玛导游组。来自昆明高校、代表“专业”管理的王玲表述了对当时导游组的看法，“所有导游都是小学、初中毕业生，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干导游的怎么是这样——没有文化，很多导游只是带着走走，然后讲一下传说……根本牵扯不到‘导游’这个概念！”因而，王玲的出现，说明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旅游局对“导游招聘”的要求已发生变化，开始强调学历尤其是导游自身的文化素质。对民族身份、性别的限制有所放宽。王接手后对导游组进行了全面改革：“当时导游组有130多人，考核后就辞退了65人。他们有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甚至不会讲，这就牵扯到对地质成因的理解和把握，还有讲解、跟客人交流等等，对这么多东西的领会，假如没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你还是理解不了！”

  这就使得阿诗玛导游组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在旅游实践中，随市场需求的激增，导游队伍要一直壮大，改革却使许多学历相比来说较低的彝族导游被辞退；而另一方面，在人的景观的建构中，彝族导游的民族身份又成为很重要的内容，“因为他毕竟是民族，举手投足之间他有些东西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他跟客人交流的思想方式，都明显地带有一些传统——彝族的传统，我们要求汉族导游必须要学会50～100句彝族话，还有必须要学会吹树叶等等，但这么多东西（学彝族话、吹树叶）仅仅只是表面上的，真正能体现民族文化的是他本人，你跟纯正的彝族交流和跟穿着民族服装的汉族交流是两回事”。这就说明，服装的、身份的、族群性的模仿并不能使外来导游成为文化上真正的彝族，游客与“服装导游”和“身份导游”的交流不是一回事，改革却排除了许多具有族群身份的彝族导游。面对这个矛盾，从1996年开始，管理局到昆明专科院校——云南省旅游学校等招聘导游，同时也自己培养导游。因而在外来的大批汉族被吸纳到阿诗玛导游组的同时，彝族撒尼服装成了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符号性表达，并在政府的规范中，服装上的“彝族”获得了合法性，服装作为道具扩展了不同族群身份的景点导游在石林景区的文化实践。

  2005年，阿诗玛导游组继续向“职业化”靠拢。管理局相继制定了《导游准入制》、《导游淘汰制》、《导游管理规定》、《导游服务工作要求》等管理条例，逐渐形成招聘、管理、培训等完善的规范体系。但是，除了掌握景区知识、具备服务技能外，应聘者还要学会讲简单的彝族话、唱彝族歌、跳彝族舞等。在这里，政府既追求标准化管理，同时也注重体现景点导游所承载的撒尼文化作为人的景观在石林旅游规划与建构中所具备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以汉族为主的外来导游身份扮演的合法性不断得到强化，更多的汉族导游、外地导游有机会进入景区和当地导游一起进行撒尼文化的展演。在这一被建构的过程中，貌似规范化、地方化以及对撒尼民族文化的保留性再创造是政府改革中并行不悖的准则，可以自由拿捏把握。而现实则是当地人面临着在文化展演中被淘汰的危险，因为其民族身份所赋予的文化心态赶不上主流文化所掌控、所主导的旅游发展列车，但是他们的文化又还有用。于是，服装成为了景观，展演的主体性则不断被弱化，导游作为旅游景观的重要文化传递者从以“包装”为主转变为以“制造”为主。

  当旅游者来到石林，景点导游根据瞬时的感官交流开始对石林地质概况、特殊荣誉等进行选择性介绍。但是，所有导游均以“欢迎您来到阿诗玛的故乡观光游览”开场，并透过服饰介绍撒尼人的社会生活及各种文化习俗。也就是说，从游客人园，还未真正接触石林喀斯特地貌自然景观，导游即在自我预设的符号选择中开始和游客进行互动，并在不断调整符号“表述”，促成游客对石林公园的“想象”。

  关于导游词的表述，冷静而受欢迎的汉族导游王小磊这样认为：“导游词是一直在变化的，一定要听别人怎么讲，然后自己不停地改进革新。你比如说人工草坪那里，原来导游词是说妖怪把孙悟空的师傅带走了！后来有人发现旁边石头很像孙悟空，所以现在大家都给游客介绍说孙悟空在后面追妖怪救师傅，后来我自己又在远处发现有块石头很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你又能联系起来讲说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去救师傅。导游词是人讲的，是灵活的，就看你了，你有自己的东西，客人才会找到快乐，你永远都讲那些是不行的。”王小磊完整地呈现了导游词不断被创造、更新的过程。但在这样一个文本创造中，导游也一定要遵循一些文化习俗和传说故事的基本构架。那最早期、最基本的导游词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本文认为，石林导游词主要经历了口传身授和规范化与个性化结合两个阶段的变化。

  据王玲回忆：“1993年前纯粹没有导游词，导游词是一个带一个，比如说我要来当导游，就去跟老导游走两圈，他怎么讲我就怎么讲，这就使得口传、误传很多，而且众说纷纭，没有统一性。而且导游词的内容主要是传说和象形石的讲解，绝对没对石林的科学介绍。”在此背景下，管理局对导游词进行了系统编撰和整理，以聘请石林彝族研究学者编书和使用石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撒尼人的文化资料为主。1999年又与昆明市旅游局合作，聘请专家对喀斯特地貌、地下溶岩、溶洞的成因等地质知识以及石林县情、县况进行增补。此后，导游讲解均按该知识体系做相关操作和扩充。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正真看到地方民族文化是怎样通过政府和导游的建构呈现给游客的。而对这个建构所表现出的宽容和接纳让我们明白，在旅游发展的浪潮中，面对外来导游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涌入，五棵树的撒尼人更需要借助政府的文化手段来完善自身的文化表述，更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展演本民族的文化，从而应对竞争带来的紧张和冲击，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前文已经提及，介于撒尼文化和喀斯特地貌景观天然的地缘关系，身着撒尼服饰的景点导游成为满足游客对异域好奇与消费需求的旅游吸引物，传统社会分工观念使得性别成为早期石林导游招聘准人的另一重要条件。然而，随着旅游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职业化、标准化成为比民族身份、性别差异更重要的招聘准则，服装导游、身份导游的紧张关系悄然出现，因而，拆台、化妆等符号行为应时而现。对彝族导游而言，接受标准化，具有标准化的能力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但在接受外来文化规训的过程中，他们又不得不借用本民族的文化来增强自身优势，并在此互动中不断地建构自己，从而塑造出新的“文化景观”。导游之间的行为符号以及角色表演等既是人的景观的再阐释，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当地人对旅游认知的变化，它是当地人应对旅游发展的实践进程。

  阿诗玛导游组工作地点位于石林散客接待中心（以下简称散客中心），那是一片开阔的区域，由许多长凳围成两排U形座位，所有导游均在那里接受“挑选”。具体做法是旅游者开具聘请导游发票后，把发票交到指定导游手中，该导游即获得工作机会。在此过程中，景点导游们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选择，大家会使出浑身解数，以吸引或逃避游客的眼球。而因导游招聘中的“性别”偏向问题，男导游一直很少。因此，男导游被默许在散客中心附近区域自由招揽游客，这也促成了“拆台”现象的出现。所谓拆台，是指当某男导游在招揽游客或者带团时，其他族群的男导游使用某种策略故意使其招揽失败或者在带团“展演”中出现尴尬、窘迫的行为过程。

  2008年7月22日上午，汉族导游王玉看到几位游客，于是上前搭话，交流中彝族导游也凑过去，彝族、汉族导游都在和游客交谈，结果大家都没有带到这个团。王玉安静地回到散客中心，和汉族导游们私语、抽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几分钟后，又来了一批游客，这一次，汉族导游按兵不动，彝族导游凑了上去，在他们招揽游客的过程中，汉族导游开始吆喝：“不要找阿黑哥（男导游）！找阿诗玛（女导游）！找阿诗玛！”并且迅速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给游客引路，让游客找“阿诗玛”，游客被女导游带走了……最后，只要见到游客，大家都吆喝——“找阿诗玛！”

  彝族、汉族男导游以吆喝“找阿诗玛！”这种“帮助”女导游招揽游客的形式破坏了双方的目标客源，这样一种被笔者称为“软暴力”的形式，其最初的起点可能并非源于对方有意的破坏，只是不同族群身份的人在旅游经济中按照各自的文化实践表现出的招揽策略。就以上招揽为例，汉族男导游喜欢单枪匹马，彝族导游则习惯集体行动。当彝族导游不经意的举动变成汉族男导游实现既定目标之障碍时：“你撮（CUO）客人（说服游客请自己带团的行为和过程，当地人叫‘撮’）的时候，比如说客人来了，我撮着，民族（指代彝族导游）就会嗡上去，你说四五个导游嗡上去是什么概念，你说你来到石林，一个导游来撮你，刚要心动，呵…旁边四五个人一下子嗡上来，你心里会怎么想？游客肯定以为你是骗人噻，那些都是搅屎的，所以说我恨，他整着我一两回，下回我还不是会去整他，我不带了嘛他也别想带着（汉族导游：苏民）！”“拆台”也就应时而现。也就是说，男导游能接受揽客失败这一事实，但他们不能接受另一族群引致的失败。另一方面，不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益，汉族导游明显地占了上风。与木讷、淳朴、手段方法单一、主要以带路为主的彝族导游相比，汉族导游知识丰富，口齿伶俐，善于把握游客心理，每一位汉族导游都有自己带团的法宝，彝族导游的劣势被无限放大：比如普通话说不好，而且“脑子慢，争不过汉族导游”，这就使得收益锐减，更重要的还是心理上的巨大反差。在这样一个紧张的关系中，其中一方任何一个无意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恶意捣乱，引致“拆台”。

  而拆台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也就悄然凸显。一方面，政府的建构使得汉族导游大量进入阿诗玛导游组。在此之前，汉族、彝族导游都要经历规范化、标准化的训练和考核，此标准主要以旅游浪潮下的汉族文化为标尺，所以谙熟本民族文化背景的汉族导游当然能驾轻就熟；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旅游者皆为汉族，这就使得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沟通上有很大的便利。彝族导游的语言思维、对外界的把握以及曾经封闭的生活和汉族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也接受了标准化的教育和训练，但更能适应本民族的文化，所以差异也就反映出来。在具体的旅游情境中，在面对谋生、经济收益的时候，接受标准化，具有标准化的能力成为当地撒尼人必然的选择；而在接受外来文化规训的过程中，面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他们又不得不借用本民族文化来增强自身优势。因此，在文化展演的过程中，回归自己的文化，找到自信，并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建构自己，成为当地人旅游实践中的重要途径。

  在“被选择”的过程中，外形成为女导游们认为的游客做出合理的选择的重要标准，而化妆则是弥补这一外形缺憾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化妆是女导游们时刻进行的一种身体表达：出团前一定要化妆，没有游客雇用以及出团后均要补妆，就连吃饭之前都要照镜子，饭后继续补妆……正如波伏娃（Beauvoir）所言，“我们之所以能做出这种姿势，是因为有一些明显的和隐藏的钳子直接夹住了我们的身体”。明显的钳子是导游组的管理规定，“导游必须化妆才能上班！”隐藏的钳子则是关乎生计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没有底薪的，必须要客人请到才出得去，你才有钱，如果一天不带客人，你就等于没收入，没有水平……”在导游组，出团率既是收入高低的体现，也是衡量女导游漂亮与否的最佳尺度，更是能力的验证。

  “大家都坐在那里，漂亮的人就有人请，而如果几天都没人请，自信心也会大受打击。”具有10年从业经历的女导游李丽芬不但是景点导游，还持有云南省导游证，因此景区游客少时她也去昆明带团。按她的经验，在昆明旅行社做导游是看能力，而在石林，“大家都坐在那里，别人首先看的是你的长相”。李是漂亮的，但在访谈中，她也含蓄地说：“我昨天、今天都没人请呢，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现在老了，比不过年轻人了！原来还行，现在几天才能出一次……”许多女导游都认为“如果不化妆，感觉你的脸就是枯燥燥的，没有血色，没有精神面貌，客人看你的眼神都不好！”有的导游则更直接地把化妆和出团挂钩，“人靠衣装马靠鞍，你肯定要化化妆，好好地打扮，都是在那里坐着，游客来了，他觉得谁漂亮就叫着谁走了！你不化妆，人家个个化，你根本出不去……他就是看哪个漂亮了！”

  出团率高，就表示你是一个漂亮的人、有能力的人，说明你挣得多。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女导游就运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变漂亮”，而化妆、补妆就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化妆、补妆也成为石林景点女导游近乎自觉的一种本能。漂亮与否确实和出团率有一定关系，特别是男游客，访谈中一些男性游客选择导游的标准确实看外貌，但如果我们放宽眼界，把男性游客放到游客这个更广阔的花钱的那群人中来比较，就会发现游客选择导游的标准是多重的，并非只有外貌这一唯一因素。

  游客：“这个……太年轻的我不喜欢！那小女孩，小毛丫头……太老的我也不要，我是女的，我也不愿意找男的！绕了那么一大圈，我瞄了一下，最后到她这里，觉得她还比较诚实可信吧！”

  游客：“太活泼了，我们老太太跟不上，我怕她没有耐心，知道吧！所以找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她经历的也多些，经验也足一点，所以我就找个这样的！一看这丫头，跟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这也要找适合于自己的！”

  这只是21份游客访谈中的两份，其他的理由还包括看人如看相，“一看面相就知道是哪一类人”；“看着比较年轻，活泼可爱”等等。可是，在女导游中，漂亮与否却成为她们判断游客请导游的最重要标准。在生计这个基点上，化妆所延伸出去已经不单单是出团的机会，化妆成为女导游之间竞争关系和获取社会评价的表征。出团率高的女导游就非常有可能被领导看重，能参加政府的各种公务接待，结识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领导，虽然此类公务接待并不能给导游们直接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收益甚至比自己带团低，但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最重要的是成为被领导看中、看好的导游。

  更为重要的是，以经济收益为导向的“人的景观”的建构改变了五棵树人传统的社会分工，许多妇女成为家庭经济支柱，而男性则退到后台。经济地位的改变使传统的家庭结构、婚姻嫁娶等都发生了变化——五棵树这个撒尼村落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嬗变。

  石林景点导游作为旅游景观的建构过程，理论上来说，是以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地方旅游实践进行解读的一次尝试。本文从地方政府对发展旅游的认识和变化出发，阐释和分析了导游如何被建构为旅游景观的实践过程。在旅游发展初期，族群身份和性别差异是政府导游准入的关键标准，而随着旅游发展浪潮的推进，职业化、规范化与族群身份、性别差异成为导游招聘中既并行又矛盾的共同准则。因而，“拆台”、“化妆”等符号行为应时而现，成为新的文化景观。最后，在地方政府、村民、景点导游以及游客等共同的实践互动中，身着撒尼服饰的景点导游与喀斯特自然景观被“建构”为石林共同的旅游景观。